“老李，南方紧要，最好还是到南京去。”——1962年8月，北京西郊机场指挥室里，聂凤智把茶杯往桌上一放，这句看似随意的话，改变了一位空军干部的职业轨迹。李赤然没料到，原本盖了章的沈阳空军政委任命会在最后关头拐弯。
消息传到沈阳，军政干部议论纷纷。沈空司令部早已为新政委预留了办公室，连挂钟都校过时间。理由很简单：空2军隶属沈空，李赤然对北方防空体系门儿清，上手快。然而东南沿海当时剑拔弩张，蒋介石发布征兵令、征用民船、延长役期，京沪宁上空天天有侦察机嗡嗡叫，中央决定把筹码压在南线。聂凤智一句“南方紧要”，其实是最高统帅意图的传声筒。
任命公文最终调整为：李赤然，南空副政委，职务正兵团级。表面是“副”，实际上比原来的正军级提了一档。那年10月，他提着两口军绿色箱子抵达南京大校场机场。迎接他的除了机关干部，还有厚厚一摞情况简报：战备等级、机场跑道、雷达点位、邻近海空情报，事无巨细。李赤然翻完第一本，抬头只说一句：“先到一线，再谈文件。”
不到两周，他就跑遍了镇江、常州、马鞍山三个前沿机场，还顺带看了连江、平潭的雷达站。副职身份给了他方便，哪支部队都愿意敞开说话。基层飞行员向他抱怨：“夜航灯光太暗，起飞像蒙眼睛。”李赤然边记边回：“灯泡不值钱，命值钱。”第二天，军务处批了一车灯泡，装车直奔前线。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南空忙着备战时，沈空那边却出现了“政委空缺”的尴尬局面。原政委因备战需要也没调走，李赤然“走”而未“接”的空档，靠副政委权宜顶上。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北方防区政工系统保持“两副一正”倒挂状态，可见当时形势紧张到何种程度。
1963年春，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再度挑衅，南空奉命进入一级战备。李赤然跑到南京城北高炮阵地，指着测风气球对参谋说：“云层厚也别偷懒，侦察机只要穿云洞下来，我们就必须打得到。”那晚，他在指挥所盯到天亮。凌晨4点，一枚炮弹点燃了黑空，虽然没命中目标，但参战部队的信心被点燃了。
1964年10月，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响新疆罗布泊，东南前线却一刻也没松劲。李赤然在南京召开保密教育会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原子弹厉害，可雷达屏幕上多半看不见这玩意儿，咱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”这种实打实的作风，让不少技术军官佩服。
1965年，余立金从南空调任空军副政委，组织部门讨论政委人选时，呼声最高的仍旧是李赤然。然而任命文件下来，南空政委由另一位老资格中将接任。副政委李赤然继续原岗。有人替他抱不平，他只说：“打仗不看肩章厚薄，看能不能担事。”这句硬话很快传遍了机关。
1966年“文革”波澜席卷三军，南京也难独善其身。李赤然被列为“敢讲真话”的典型，两派群众组织先后拉他站队，都被他婉拒。“谁要是拿枪口对准自己人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”一句平实话，让一些激进分子收了手。多年后，一名当年参会的营教导员回忆：“他那天连大檐帽都没摘，一句重话也没说，可指挥大厅比打了仗还安静。”
1969年夏，南空机关收到总参简报：为适应新的防区布局，部分干部就地休整。随后，李赤然免职通知下达，理由是“工作需要”。当天夜里，他独自收拾行李，留下半张纸的移交清单。第二天坐上火车，车窗外栀子花盛开，他没有回头。
地方政府为这位退下来的副兵团级干部安排了安置所，三间旧瓦房翻修一新，还配了台“上海牌”电话机。汽车是县交通局抽调的吉普，司机名叫小王，比李赤然后来那口“文化灶”里的炊事员还年轻。有人问他失落不失落，他笑了笑：“飞机离开跑道也得落地，人总要有落地那一天。”
八年时间转瞬即逝。1982年5月，空军政治部正式批复李赤然离休。文件厚度不过一毫米，却盖着鲜红的正兵团职钢印。拿到通知那天，他到村口晒太阳，邻居老陈递了一根旱烟杆，他接过来抽了半口，说：“这么多年，牌子变来变去，可军装袖口的枪油味一直在。”
如果只看军衔与职务履历，李赤然的仕途似乎缺了最后一步。但在长江以南的许多机场——从康庄陵前到马尾大练——依旧流传着他的名字：那个开会只讲十二分钟、调查报告却写三万字的副政委。无论北国风雪还是江南梅雨，他曾把全部精力押在“敌机可能出现的那条航线”。职务终有落幕，战备清单却被一代代飞行员沿用，标尺、坐标、航向都没改。
这些细节解释了为什么聂凤智当年一句“南方紧要”里包含的分量。战略考量、干部结构、地区平衡，看似复杂，落到个人身上常常是一张车票、一纸调令、一副肩章的变化。李赤然的故事提醒人们：在动荡年代，个人去留和荣辱往往让位于更大的棋局；但只要活得硬气，哪怕是“副”字头，也能写下属于自己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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