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2月上旬，北京西山的清晨带着薄霜，植物园办公室一封加急件送到值班桌上。工作人员拆开文件时，小声嘀咕：“看来是上面给溥仪的新安排。”几分钟后，这位曾经的末代皇帝被叫进屋，听到自己即将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月薪由六十元提升到一百元。
消息在温室里悄悄传开，正在扦插月季的溥仪愣了半晌。他早就知道植物园只是“过渡”，可真正要离开时，心里却泛起意外的不舍。此刻，他想的不是工资，而是大棚里那株自己亲手嫁接的腊梅——花苞刚冒头，还没等他看见盛开。
午饭前，他找到党支部书记田裕民。两个人靠在墙边说话，暖气管子“咔咔”作响。溥仪低声开口：“田先生，我在这里干得顺手，能不能留下？”田裕民斟酌片刻，回答也很直接：“这是周总理亲自拍板，你的文化特长在文史委更合适。”短短一句，去留已定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封调令并非简单的人事调整，而是一次“能力置换”。周恩来经过多方了解，发现溥仪在植物园做事踏实，对清宫档案、宫廷器物等极为熟悉，如果让他继续搬花浇水反倒浪费。于是才有了“凭本事涨工资”的说法——不是照顾，而是岗位价值决定薪酬。
对于植物园里的同伴们，这个爬坡学艺的中年新手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皇帝。他跟工友刘保善学过绑枝，跟师傅武宝印下过田种红薯，也曾因为把粮票混作布票闹出笑话。半年多的集体劳动，让他第一次尝到“凭力气吃饭”的滋味。
也正因此，听说要调走，他在宿舍写了一封两千余字的申请信，句句恳切：“若允许，我愿继续在园中劳动，提高技术，为社会主义绿化工作贡献绵薄之力。”信很快转到周恩来办公桌上。周总理看完后笑道：“这说明改造见效，但他去文史委更能发挥长处。”文件未改，只是嘱咐植物园方面妥善送行。
2月底的一天清晨，西山霭雾尚未散去，溥仪拎着一只旧皮箱，箱里除了换洗衣物还有那本贴满植物标本的练习册。刘保善追出门，递上自己冲洗的彩照作留念，照片背面写着十六个字：“相处虽短，情谊深长，望君莫忘，同窗共劳。”溥仪接过后，竟有些哽咽。
列车驶入城里，他被安排住进护国寺附近一处招待所。报到前的那晚，他摊开调令反复阅读，脑海里却闪着另一幕——1959年12月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那天，最高人民法院宣读赦免名单，他听见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时的颤音。同样的纸张，不同的命运节点。
3月初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办公室迎来了这位新同事。档案室里堆满清内务府奏折、紫禁城旧图样，这些别人看着生硬的资料，在溥仪眼里却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上班第二天，他便指出一份1908年奏折装订顺序颠倒，令馆员啧啧称奇。科室主任随口一问：“怎么一眼就看出来？”溥仪淡淡回答：“当时批过。”寂静中，人们忽然意识到什么叫“当事人证词”。
馆里薪级向来和研究成果挂钩，新人通常要观察期半年才能转正，但溥仪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三万字的《清宫旧制札记》，外加二十页图表考订。按照规定，他的百元工资是凭实绩，而非“给面子”。这一点，溥仪本人心知肚明，也更愿意接受。
不过，适应新岗位并不意味着他能一下子学会生活自理。食堂窗口前，他仍分不清粗粮票和油票，有时把襁褓一样的票据一把递过去，师傅哭笑不得，只得替他挑好、再塞回两枚硬币当找零。会里行政科专门给他做了张“简易餐卡”标注份额，只为减少尴尬。
4月，弟弟溥杰被特赦，同样被安排到文史委。兄弟俩真正平等相处的机会并不多，此刻碰头，自然分外亲近。档案库里搬卷宗时，两人不时交流宫中旧事，一边劳动一边辨认印章。有人打趣：“史料活字典来了两本。”溥杰笑而不语，溥仪却兴奋：“我们如今算同行，可别叫我皇兄。”
不久，周恩来把一家主要成员请到国务院小礼堂，席间提到溥杰妻子嵯峨浩回国事宜。面对亲情、政治与历史遗留问题的交织，溥仪最初态度严厉，担心旧势力渗透；而周总理语气平和：“人是会变的，团聚之后再做判断也未迟。”几句点拨，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争议逐渐缓和。
6月上旬的一个午后，文史委寄出邀请函，嵯峨浩三个月后抵达北京。那天晚上，溥仪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时局变而家风亦变，惟愿兄弟得其所，妇孺得其安。”笔迹端正，对照过去龙飞凤舞的题跋，透出几分朴实。
这一年里，植物园的同志偶尔来城里办事，总爱顺道去文史委找老朋友。茶杯一放，闲话便起：“老溥，工资涨了，可别忘了咱大棚那株腊梅！”溥仪听后爽朗大笑，答：“等它来年开花，我自会去看。”一句话，道尽身份巨变后的心境——从皇帝到劳作工人，再到文史研究者，角色不同，求的却是同样简单的归属感。
春去秋来，腊梅准时绽放，植物园寄来一张照片，黄白相间的花瓣在黑白底片上依稀可见。照片背后，是武宝印的字：花开依旧，人亦向新。溥仪仔细端详良久，默默把它夹进那本满是草叶标本的册子里，没有再说一句“我不想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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